红枫湾APP：Paul Russell是美国的一位导演、作家及星探，同时也是一位艾滋病毒携带者，下面是他的三段污名化经历。
经历一：曾经有一个男人想要和我发生无套性行为，在此期间，他突然吻住了我的嘴，打断了我告诉他我是艾滋患者的想法。在亲吻结束时，他问:“你没有艾滋病吧？”
我告诉他，我从1997年起病载就无法检测到了，我很健康。他吓坏了。我耐心地解释了能否检测到病毒载量之间的区别，并引用了网上的一些信息:“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已经认可了这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即艾滋患者在病毒载量检测不到的情况下，不会通过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传播艾滋病毒。”
这个男人承认，他从未听说过“检测不到”或“病毒载量”这样的词。他好几次打断我，并表示“我有妻子和孩子，”好像我要为他想象中的家庭毁灭负责一样。
然后他突然就走了，我忍住没有说他这种想要与陌生男人无套肛交的行为，也没有去问他，是怎么把心爱的妻子和孩子留在家里，然后自己偷偷溜出去的。
经历二：在约会APP上闲聊时，一个男人要我多发些照片给他，尽管他自己只发了一张，在这之后他问了我的健康情况。
和那些不会用社交应用的许多用户一样，这个男人没有发现，我在个人资料中公开表示自己的艾滋病毒载量无法被检测到。
另外，这个把“医疗保健”列为职业的人忽略了我对安全性行为做出的描述。我突出显示了“治疗即预防”，也就是说:“我是艾滋病毒阳性，但检测不到病载。”
这款约会APP发短信说，对方表示如果我们要见面的话，我需要出示一份我最近的检测结果，并给他看我的HIV药瓶。只有这样对方才会相信我是诚实的。
当震惊过后，我也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让他也给我发他最新的艾滋病毒检测结果，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会谎报病情。
只有这样才能扭转局面。我怀疑约会APP是否会意识到这个男人对我的要求是多么的麻木不恭和有辱人格。
经历三：在交友软件上，人们的个人说明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语句:“很干净”、“没有艾滋病”、“没有疾病”。
这些特定的标签，让人们认为携带艾滋病毒的人——无论他们的病载是否能被检测——都是肮脏的、不值得进行社交的、不负责任的，因此他们理应受到病毒的感染，理应受到公正的羞辱和回避。
当我遇到这样的标签时，我会用礼貌的态度来向对方传达一个信息，即个人说明中使用这种词汇是如何让艾滋病毒阳性的人持续遭受到污名化影响的。
这种80年代看待艾滋病的方式早已过时了。在我声明的最后是一些文章的链接，这些文章详细解释了“不可检测等于不可传播”(U=U)的含义，以及关于艾滋病相关的污名化是多么的无知和过时。
无论在私底下，还是在公共场合，或在职业生涯中，我都会因艾滋患者身份受到侮辱。在我的家庭生活中，这种耻辱感影响最深。那是无法治愈的致命伤口。但是自从我在一次电视直播的新闻发布会上，与一位州参议员一起公开艾滋患者身份之后，我便决定为其他艾滋患者的耻辱伤口缝上一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