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建新医院艾滋病病区系列报道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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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法治报-海峡法治在线12月5日讯11月24日，骤降的气温把福州从夏天直接拽入冬季，令人一时难以适应。建新医院门口那扇暗红色的大铁门似乎也感受到这猝不及防的变化，连开门的动静也比往日大了许多。
下午3点，迈进铁门，在熟悉的斜坡尽头，建新医院政治处副主任科员黄良智向记者挥了挥手中那张已经盖过章的“入监手续”。跟随“入监手续”进入病区第一道铁门，如往日去监狱采访一般，登记、安检，最后交出手机等所有不允许带进病区的物品。
安检间隙，透过身后另外两道即将通过的铁门，一栋四层高，白色瓷砖外墙的楼房孤立一隅。窗户边上时不时会有脑袋探出，似乎在窥探外面一切能让他们觉得新奇的动静。也许是注意到记者环顾的眼神，黄良智指了指那栋楼说，今天采访的目的地就在那栋楼的三层——传染科艾滋病病区。
“要采访的病人都沟通联系好了。”称艾滋病犯为“病人”?传染病区二中队中队长陈煌华的话让人感到暖意阵阵。
眼前这栋四层高的楼房是传染病区，一楼是结核病病区，二楼是肝病病区，三楼是艾滋病病区，四楼是女犯病区。外墙窗户没有过多防护措施，与传统观念中戒备森严的监狱比起来，有点格格不入。
顺着楼梯，记者来到三楼的艾滋病病区。狭长的走廊被里外两道铁栅栏门隔离开来。走廊两边的每个房间门都是敞开的，病犯可以像普通人一样，在走廊及其他房间之间随意串门走动。
“这样在管理上不会出问题吗?”看着一脸疑惑的记者，黄良智在一旁笑着打趣道：“会怕吗?”
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年来，建新医院一直都是这样管理的。因为这里的病犯，除了是罪犯或嫌疑人，更重要的一重身份是病人。
在这里，记者见到了艾滋病犯谭军(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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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谭军，他黝黑的脸庞留下了被风霜雕刻的痕迹。也许是艾滋病群体“自带”的自卑脆弱，也许是见到陌生人的紧张，谭军的神情动作有些不自然。
10年前的他还在太平间旁的病房里等待死神的召唤，今天，却端坐在对面接受采访。在这个穿着厚重枣红色羽绒服的男人身上，岁月究竟掀起过怎样的风浪?
“我们这种病最怕感冒，只要一感冒，什么病就都来了。”说话时，谭军整了下衣服的领子，并往上拉了下外套拉链。
前后6年，建新医院先后3次把谭军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2010年谭军第一次到建新医院治疗时，处于深度昏迷，当时外院参加会诊的专家都觉得他死亡的可能性极大。就算这样，建新医院的医护人员还是硬生生地把他救活了。
谭军说，2010年法院判决下来后，他的病就犯了。后来监狱把他转到建新医院来治疗，当时前后共住了3年。2013年6月24日，刚出院回监狱没多久，病再次犯了，那一次则住到2015年12月23日。而最近一次入院是在今年的4月28日。
谭军对时间的记忆精确得惊人。建新医院救了他三次命，那些看起来枯燥的时间，是他失而复得的生命延续，对他来说意义非凡。也正是这些再普通不过的日子，一粒感恩的种子落进了一个罪犯心底最深处，开始慢慢生根发芽。
按建新医院二中队传染病区副主任科员陈长卫的说法，谭军其实是最有理由自暴自弃的，因为他病情重，刑期长，家庭困难。
可是在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谭军言语中流淌出的柔软与阳光，让记者恍惚了，对面坐着的是一名饱受人生挫折、病痛煎熬、身陷桎梏的重病犯、重刑犯?
谭军说，如果没有建新医院，如果这几年他还在社会上混，估计命早就没了，还有什么比命重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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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迹社会的那些年，对谭军来讲，是不堪的。那些跋扈无知，骄横莽撞的过往，让如今的自己身陷囹圄。
上世纪90年代，谭军从四川老家到广东打工。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天使和魔鬼。
谭军与同乡的妻子结识于广东。这个20出头的女子在享受爱情时不会想到，她后半生的命运将是为丈夫的各种罪行埋单，一手苦苦支撑着，至今不离不弃。
也是在广东，因为好奇，谭军在朋友的带动下开始涉毒。“当时打工赚来的钱都用来买毒品。”第一次吸毒虽然给谭军留下十分难受的感官印象，但这根本抵挡不了毒瘾对他的侵蚀。渐渐地，他发现自己的毒瘾越来越大，打工赚来的钱已经跟不上毒瘾发作的速度。最后，他选择了一条捷径——贩毒，以贩养吸。
就这样，谭军彻底将自己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2006年，他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毒;
2009年，因贩卖毒品，他被福州警方抓获;
2010年，他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知道怎么染上这个病的吗?”对谭军来说，这个问题是他这辈子最不想回答的，他内心多么渴望这只是一个假设命题。
当时，对于小学都没念完的谭军来说，得了艾滋病，便意味着死。而对突然入侵自己身体的病毒，他对它知之甚少，甚至空白。
“应该是共用注射针管时感染的。”话毕，谭军脸上复杂的表情，在黝黑皮肤的衬托下，很明显。
“2003年，家里人曾把我送到强制戒毒所去戒毒。之后有两年多时间没碰毒品。”2005年，禁不住毒品诱惑的谭军，再次染指毒品。
2006年夏天，已经从广东回到四川老家的谭军忽然浑身不适，并持续低烧不退。那年夏天，他被确诊感染上了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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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被歧视，“破罐子破摔”是很多艾滋病人身上共有的特性，谭军当时也不例外。
谭军的母亲至今还记得，当时谭军的姑姑到家中做客，得知病情后，立马夺门而出，冲到医院做检查。此后，谭军身边除了母亲和妻儿，只剩下毒友，旁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像一根根钢针扎进他脆弱的心头。
然而，令谭军怎么也想不到的是，来到建新医院后，生活用一幕幕感动的场景安慰着他。
有一次艾滋病病区一位管教民警手中的食物不小心掉到病区的地板上，他竟然若无其事地捡了起来，继续往嘴里塞。
“他们不嫌弃我们，他们不怕被传染。”谭军说，建新医院的管教民警常常在一些细节上感动着他和其他病犯，他们私下聊天时，总说在这里，才感觉到自己还是个“人”!
艾滋病病区原政治指导员黄健，早在2010年就认识谭军了。
那年，刚被判刑不久的谭军因病发，被紧急转入建新医院救治。刚到医院时，谭军的心态并不像现在这样正面，而是会经常制造一些麻烦。
那时的谭军时不时会在私下与其他病犯进行一些被禁止的交易。“发现这种情况后，管教民警当即对其进行严厉批评，并警告若再犯将被采取其他措施。”
黄健回忆，经过管教民警的帮教，2013年谭军第三次发病住进来后，整个人都变了。变得讲纪律、守规矩。有一次黄健在跟谭军闲聊时才明白，因为医院救了他两次，如果再不讲规矩，那就是不讲情义。
管理教育好艾滋病犯，是一项极其艰难的系统工程。不能光讲“爱”，也不能只用“管”。对建新医院的管教民警来说，“爱与管”并重的管教模式，是他们多年工作积累出来的宝贵经验。除了要有加强对艾滋病犯的引导、加强沟通谈心这些“爱”的层面，更要有坚持改造意识教育和落实宽严相济政策的“管”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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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谭军的母亲和妻子来到建新医院参加“携手抗艾 重在预防”红丝带慰问活动，并探望谭军。
时至今日，还剩下13年刑期的谭军没有多余的念想，除了妻子、17岁的孩子和64岁的母亲。
但，上天似乎并不眷顾这家人。
今年3月份，谭军妻子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到目前花掉的17万元左右的医疗费，全部是靠亲戚朋友接济。接下来，后续治疗的一大笔费用还在等着他们去想办法。
妻子病后，无法工作。现在一家人的生活费主要靠亲戚施舍和母亲做卫生工赚取。但母亲的收入非常不稳定，因为年纪大，常常被雇主嫌弃。
夫妻俩同样病着，一边是亲戚爱搭不理的帮衬，一边是医院全力以赴的救治;一边是贫病交加的孤寂无助，一边是管教和医护的关爱鼓励。
这些对比让谭军妻子感慨万千，悲述完自己的遭遇，提到丈夫的近况时，她长久沉闷的情绪竟奇妙地上扬了。
“他变了耶。这次来这里，我发现他的字变好看了，而且，他竟然开始看书了!”在妻子眼中，一直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谭军捧起了书本，这件与解决她目前生活中实际困难看起来无关的一件事，却在她的眼中燃起了希望之光。
记者转告她，谭军其实一直牵挂她的病情，在采访时，多次流露对家人的愧疚与对自己的悔恨。经过管教，他深刻认识到自己荒唐半生，不能照顾那个近乎支离破碎的家，以前是，现在是，以后可能也是……
“犯这么大的错，得这么重的病，还有人关心他教育他。他能变好，我感激建新医院。”
他们究竟是怎么让不服管的谭军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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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艾滋病犯会认为自己病情特殊，通常抱着‘我有艾滋病，你们不敢对我怎样’的对抗情绪。”陈长卫告诉记者，出现不服管的，不可能放任不管。一般情况下，会先进行口头警告，如果警告无效，会在穿戴防护服后进入监管区域进行相应处置。
虽然这里是监狱，但像陈长卫所描述的这种极端的处置方式，基本上很少会使用，有的也只是简单处置部分“小摩擦”。
“社会医院的病人大多都会听从医护人员，但这里的艾滋病犯挂瓶时会要求打指定血管，以显示自己的特殊性。”对于此类事，传染病区护士长张杰只能选择面对，妥善处理。
碰到此类情况，护士只能在指定血管可以输液的情况下，尽量满足要求。如果条件不允许，护士会从专业角度进行解释。解释无效的情况下，护士再将情况上报给病区的管教民警，交由他们处置。
如何让艾滋病犯既敬畏监规，又配合治疗，还改变思想?
在建新医院党委书记陈万发看来，其实说到底，只要艾滋病犯的“心病”治好了，其他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他总结说，就是要转变艾滋病犯自卑脆弱的心态和仇视社会的心理、报复社会的想法。
“把激发病犯求生愿望、重树改造信心作为突破口，引导他们正确对待艾滋病，正视现实，珍爱生命，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和‘感染到我为止’的观念。”采访结束前，陈万发向记者道出了这味专治“心病”的“心药”方子。
和谭军一样，住在艾滋病病区的病犯还有7人，在提到“建新医院”时，他们口中最高频的一个词就是“感恩!”是的，是这里的用爱治疗，用心管理和用情教育，让他们身体的病痛在一点一滴的关爱里释去，迷失的灵魂在一字一句的管教中苏醒。他们回首向来萧瑟处，愿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首都红丝带
e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