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防治艾滋病的经费高达几十亿，差不多三分之二的钱都是用在治疗和与治疗相关的活动上，对于高风险状态人群的艾滋病教育做得非常不够，加强预防、关口前移是我们目前亟需做的一个战略调整。
目前我国的艾滋病现状不容乐观。最令人担忧的是青少年的艾滋感染现状，近5年我国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全国政协委员，中国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邵一鸣表示，“我国防治艾滋病的经费高达几十亿，差不多三分之二的钱都是用在治疗和与治疗相关的活动上，对于高风险状态人群的艾滋病教育做得非常不够，加强预防、关口前移是我们目前亟需做的一个战略调整。”
邵一鸣认为，“虽然我国的艾滋病处于低流行水平，但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我们和国外不同，我国人口基数大，一个百分点就是一千三百多万人，我们不能以低流行水平来衡量艾滋病给人民带来的影响，我们要着重看的是疾病发展的趋势。”
美国同性恋人群在80年代刚发现艾滋感染时大量的死亡，这些事件对同性恋人群产生了威慑，恐怖的状态会改变他们的高危性行为。这也说明了“预防”在艾滋病防治中的重要性。但随着科学的进步、大量药物的发现和使用、国际上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导致药品价格的下降等都减轻了这种威慑。从这一方面来看，现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也变相地促进了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发生。
邵一鸣建议把艾滋病防治宣传日至少要提高到艾滋病防治宣传月，不要集中在一年中一个时间段内，应该常年都有这样的宣传活动。比方说每个季度拿出两个星期来，这样就会有一个比较广的覆盖面。英国的经验就是在艾滋病流行的早期做了一个宣传月，最后延续到一个季度的持续的宣传。
对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国家、社会、学校都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尽管国务院有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有几十个部委参与，但是经费主要还是拨给卫计委，由卫计委来做。可是对于学生艾滋病的防控主要是在教育部门，所以建议这个经费可以发放到相关的部委，也由他们承担起相关的责任。”
邵一鸣还建议，充分利用群众组织普及防艾知识，“我们国家政府的群众组织很庞大，像农村的村委会、城市的居民委员会等，在过去的公共卫生活动中都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现在艾滋病领域比较单一的关注一些高危人群的组织，像同性恋的组织等，所以我们也要发动政府传统的群众组织，从而采取综合的措施加强宣传教育。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好人民健康、社会和谐、筑牢全面小康社会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