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红丝带网
阿梅是大埔县一名小学教师，工作之余，喜欢上网聊天。2002年，阿梅在一网友的推介下，加入了红树林艾滋病志愿者行列，通过网上聊天等方式，帮助艾滋病患者减压。因为善于交谈，在网上享有较高的知名度，经常有患者与“恐友”找她聊天——
作为红树林艾滋病志愿者，在网上我是“心灵抚慰者”，主要工作是陪艾滋病患者聊天，帮他们排解内心的孤寂，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
一位贫困而热爱生活的患者
我最初接触的一位患者叫东阳。东阳是广西人，初中毕业后一直在深圳打工，期间，认识了一位女老乡，双方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并开始同居。后来，东阳因为老家建房，便回了家。等房子建好后，东阳重新回到女友身边时，却发现原来风姿绰约的女友，不仅变得又黑又瘦，而且身体变得特别虚弱，连感冒等一些小病，都要到大医院就医。几个月后，女友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直到最后，她才向东阳透露了实情：原来，在东阳回家的那段日子里，另一位工友缠上了她，双方同居了一段时间，女友就此患上了艾滋病！因为害怕东阳会抛弃她，因此她一直不敢告诉东阳实情……
东阳也患上了艾滋病。之后，身体也变得虚弱，一些小病要到大医院才能治好。为了控制病情，还需要一大笔营养费、医药费。而东阳的家庭并不富裕，他也不敢把病情告诉家里人。为了筹集医药费，东阳等病情稍有缓解，就又忙着打工挣钱。
东阳这种热爱生活的态度深深感染了我。大冬天里，有一回与东阳聊天，发现他衣着单薄，我赶忙通过网上购物，给东阳寄去了毛衣、风衣等，我还把东阳的故事在网上披露，许多志愿者给东阳寄去了钱和物，给了东阳抵御艾滋病最坚实的支持。
一夜欢情留祸患
在艾滋病患者中，有许多是由于“一夜情”留下祸患的。
朱克是地道的杭州人，高中毕业后，他与一位好友一起下海经商，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积聚了不少资产。一次，他与好友又小赚了一笔，高兴之余，好友带他去旅馆开了房间。朱克由于是第一次接触女人，紧张之下，竟然忘了戴避孕套。没想到，这仅有的一次性接触，却使他染上了艾滋病！
朱克说，当他得知自己染上艾滋病后，头脑一片空白，整个人都是木木的，从医院大门出来后，就直直地横过大公路，奔驰的车辆在他身旁怪叫着急刹停下，他却恍若未闻，而司机也被他凄惨的神情惊呆了，竟然没有一个人下车训斥他。此后，朱克整天长吁短叹，无心打理生意，靠出租店铺过日子。发病的时候，他连死的决心都有了。唯一使朱克感到安慰的是，好友对此事深感内疚，朱克发病的日子，好友再忙也会抽出时间来护理他。
得了艾滋病后，许多患者都会意志消沉，缺少强烈的生活欲望，而这又会加剧病情。因此，聊天的时候我试着帮助朱克寻找生活的乐趣。跟朱克聊过几次后，发现自幼生活在城市的他，对农村的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而我恰好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便以此为契机，把发生在农村的很多趣事讲给他听。我当时恰好在学校的荒地上开辟了一块菜地，种上了各种瓜果蔬菜，我便对朱克说：夏夜的菜地很热闹，不仅有青蛙在捕虫，还有蜗牛、青虫等来偷吃菜；我说我以前的胆子很小，见了蜗牛就感觉到恶心，种了菜后胆子变大了，看见蜗牛在偷吃菜，就一股脑儿把锄头挥下去，把蜗牛砸得稀巴烂；我说学校里的许多小孩子不懂事，我种的西红柿结果实了，他们竟把西红柿摘下来当炸弹，互相扔着玩，我心疼得好几天吃不下饭……
听到这些“奇异”的事情，朱克的心情变好了，与我一同感受着种菜的喜怒哀乐，时不时会发留言给我：“我们”的黄瓜长多大了？“我们”的青菜开摘了吗……看着朱克的心情在一天天变好，我心里也有着很强的成就感。
我和朱丽亚成为好朋友
在中国艾滋病群体中，朱丽亚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以在校女大学生身份公开自己病情的患者。朱丽亚是因其男友——来自巴哈马的留学生马浪而感染上艾滋病毒的。2004年4月，她被检测出携带HIV病毒后，残酷的事实迅速地把她推向了生命的深渊。
染上艾滋病毒后，朱丽亚真正了解到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慌和厌弃，也体会到了孤独和绝望的痛苦。2005年8月，怀着一种责任，朱丽亚不顾自己的伤痛，首先在网上公布了自己的艾滋病患者的真实身份，然后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朱丽亚公开身份之后，她在腾讯网的浏览量很快就达到了上千万，对她的评价更是毁誉参半，有的骂她“爱慕虚荣，崇洋媚外，自讨苦吃”，但更多的网友还是钦佩她的勇气与责任感。
我由于与朱丽亚年龄相仿，很快就与朱丽亚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经常通过短信和网络进行联系。由于外国的艾滋病工作开展得比较好，对艾滋病患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怀，因此朱丽亚离开大学后，很快就在一间外国公司找到了工作，月薪上万元。朱丽亚很有爱心，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生活费用外，其余的一文不剩，全部捐给了艾滋病慈善机构。因此，她既是艾滋病患者，又是艾滋病志愿者。我劝她，还是存一点钱好，发病时可作医疗费。但她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支持她活下去的信念，就是希望医疗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快一点，早日攻克艾滋病难关。
现在，朱丽亚仍是个大忙人，每天仍有许多记者预约采访她，也有许多骚扰电话。一次，我用同事的手机打电话给她，她没有接听。后来，我改用自己的手机，才与她通上话，我忙问是怎么回事。她说她每天都要接大量的骚扰电话，有问工作近况的，有问她结婚了没有的，有的更气人，是想证实她是否还活着……所以，她对陌生电话一概不接。
通过与她的交谈，可以看出，我国的艾滋病工作开展得还不够，患者的痛苦还有许多人不理解。
差点见到濮存昕
濮存昕是我国的著名演员。2001年，濮存昕受“中国防艾工作小组”的邀请，开始担任艾滋病工作的形象大使，近几年来，为防治艾滋病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公益大使的形象感染了许多国人。濮存昕对防艾工作很尽责，抽空时就会到QQ群如“红树林”、“艾心家园”等群里来聊天。濮存昕一来，群里就像过年一样热闹，许多患者、志愿者都争着与他聊天，他的明星效应得到了很好的阐释，他的关怀增强了许多患者抵御艾滋病的信心。
为了更好地开展艾滋病工作，“红树林”每年都要举行一次艾滋病志愿者与患者之间的联谊活动。2006年，联谊活动在杭州举行，我也被邀请参加，但因为当时正在上课期间，孩子也还小，需要照顾，最终没有成行。后来，网上的同行对我说，没来太可惜了，因为濮存昕也参加了那次的联谊活动，还与许多志愿者合影留念。我听了懊悔了好几天，因为濮存昕是我深为喜爱的一个演员。
孤独的志愿者
近几年来，人们对艾滋病虽然有了较理性的认识，对患者由原来的冷漠、歧视变成了同情、理解，但真正能参与到志愿者行列的人还太少。在志愿者中有许多本身就是艾滋病患者，如朱丽亚等；有许多是“恐友”（因为有过“一夜情”等不洁性生活，怀疑自己患上了艾滋病，后经检测证实没有染上HIV，检测期间要经历三个月“生与死”的煎熬才知道最终结果，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艾滋病患者有了更多的同情与理解）。而平常人参与志愿者工作的还不是很多，即使在广州等一些大城市也是如此。从事艾滋病志愿者工作的，以在读的医学院大学生居多，而且他们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被称为“地下志愿工作者”。我从事艾滋病志愿者工作这几年来，也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有时，我向同事们谈起艾滋病的常识，但大都提不起兴趣，总觉得艾滋病离我们太远。
做网络艾滋病志愿者，关键是要学会倾听与忍受委屈。因为艾滋病患者害怕遭到歧视，日常都是靠“伪装”来生活，因此有太多的压抑需要在网上来倾诉、发泄。我有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心地极为善良，我曾想把她拉入志愿者的行列，但她仅仅与艾滋病患者聊过几分钟，便因为紧张与恐惧而不愿再深聊下去。我鼓励她说，多聊一两次，就会适应的。但她却不敢再试……
我周围的许多人，要么觉得艾滋病离我们太远，要么“谈艾色变”，这说明我们现在的艾滋病工作做得还不够好。艾滋病患者这个群体太需要人们的关怀了，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文中人物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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