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甘肃日报
12月1日是第20个世界艾滋病日。近日，记者从甘肃省卫生厅、省疾控中心了解到，甘肃省遏制艾滋病工作令人振奋：艾滋病防治经费大幅提高；覆盖全省的艾滋病筛查监测网络初步形成；健康教育和高危人群行为干预普遍展开；美沙酮替代维持治疗门诊接诊人数上升；多项国际、国内艾滋病防治项目正在实施……
截至2007年9月底，全省发现HIV感染者累计429例(外省反馈98例)，其中艾滋病病人126例，已死亡64例。虽然甘肃省尚属艾滋病低流行省份，但艾滋病传播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潜在危险依然存在。
关爱感染群体控制病毒传播
甘肃省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科主任余爱玲说：“现在我们不再是孤军奋战，各级政府对防治艾滋病很支持，社会组织的参与热情也很高。”
2006年，省政府出台了《甘肃省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将每年艾滋病经费210万元列入财政预算，并根据工作需要2006年和2007年又各配套80万元。至此，甘肃省每年的艾滋病防治经费达到2200多万元，各项工作蓬勃开展：
覆盖全省的艾滋病筛查监测网络，监测人群包括暗娼、吸毒者、长途货运司机、性病门诊就诊者，累计监测各类人群16029人。
全省各级防艾专门机构在艾滋病传播高危人群中开展了以推广使用安全套、美沙酮药物替代治疗、娱乐场所性服务人群、男男性接触者等为主的行为干预工作。截至本月初，全省17个美沙酮门诊累计治疗人数达到2071人。服用美沙酮后，一些治疗人员的生理、心理逐渐恢复，开始步入正常生活。
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找回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我省各级领导响应政策号召，带头为艾滋病感染困难家庭送关怀。6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落实了低保政策，每人每月发放120-150元的生活费。对91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进行了相关检测，累计为63名病人提供了国家免费抗病毒药物，减轻了他们的痛苦，绝大多数病人临床症状得以改善。
去年以来，甘肃省同时启动了3个国际合作项目：第五轮全球艾滋病基金项目、中日技术合作艾滋病预防对策项目、世界宣明会支持的甘肃红丝带项目。此外，该省还实施了国家艾滋病综合示范区项目、中英艾滋病策略支持项目等，这些外援项目已为该省投入资金和设备近2000万元，有力地推进了甘肃省艾滋病预防宣传教育、高危行为干预、监测网络建设、防治策略研究等工作。
开展形式多样的艾滋病防控宣传活动。宣教内容走进了校园、社区，踏上了飞机、列车，走近了农民工、流动人群，初步形成了全社会防治艾滋病的良好氛围。
人员流动复杂防控不容乐观
“艾滋病疫情预防难，控制更难。”省卫生厅疾控处副处长王春道颇有感触地说：“遏制艾滋病是一场持久战，需要全民参与。甘肃省尚属于艾滋病低流行地区，我们应当抓住当前最有效的机遇期，扎实工作，奋力实现防控目标。”
11月15日，与艾滋病感染者打了多年交道的王春道，说起部分艾滋病病人不能很好履行法定义务时，神色凝重。他给记者讲述了一个亲历的故事：
2004年，高中毕业的榆中县女青年陶某，到兰州打工时与某企业职工结为夫妻。婚后不久，丈夫染上毒瘾，孩子却在她郁郁寡欢中降临人间。不久，丈夫离世而去，陶某带着孩子，凄然回到娘家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陶某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所幸孩子没有问题。疾控部门的专家一再叮嘱她，今后要定期联系，监测病情发展；如果再婚，请真诚告诉对方实情；为了安全，最好不要生育孩子。陶某表面上满口答应，实际没过多久便失去了联系。
两年后，疾控中心的专家突然接到陶某打来的电话。话筒传来的信息让专家大吃一惊：她不仅隐瞒病情再度结婚，而且有了4个月的身孕。因为突然发病，不得已才打电话求助。可悲的是，心存侥幸的陶某，固执地瞒着丈夫，想保住腹中的胎儿。专家对她多次劝说无效，只好尽力治疗。陶某怀着复杂的心情，每次独自从榆中偷偷赶到兰州检查、取药。然而，孕期8个月时，悲剧发生了，陶某突然早产，虽经医务人员全力抢救，依然母子双亡。
目前，甘肃省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绝大多数青壮年患者都外出打工，居住较为固定的只有很小一部分老人及孩子。在个人的悲观自闭和社会的各种歧视不能有效疏导时，他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同卫生部门中断联系。当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带着政府和社会的关爱急切地走向他们时，常常为难以谋面而犯愁。
“事实上，陶某的故事并非特例。”王春道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近年来流动复杂，病毒传播防不胜防，形势严峻。”
今年5月，武威市公安局抓获一个犯罪团伙，8名嫌疑人来自云南，都自称患有艾滋病。经卫生部门检测确认，其中5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这8名嫌疑人明知自身的病情可能传播扩散，但带着报复社会的犯罪心理，沿公路由滇入甘，走一路，偷一路，得手后上娱乐场所疯狂消费。
近几年，甘肃省外出务工人员大幅度增加，由于部分农民工缺乏艾滋病防治知识，在陌生环境中增大了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如秦安籍的两个农民在云南务工期间，各自结识当地女青年带回家乡准备结婚，经疾控部门检测，他们的意中人均为艾滋病感染者。甘谷县一农民在陕西务工期间收养一男孩，回到家乡后发病死亡，经确诊为艾滋病病人。永昌县一农民在广东务工期间感染艾滋病回到家乡，医治无效死亡。据统计，全省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中，农民占26.34%。因此，对农民工加强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刻不容缓。
机构需加强投入需增加面对庞大繁杂的防控任务，甘肃省的艾滋病防治机构尚不健全，专职人员严重短缺。目前，省级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人员只有25人，多数还身兼数职。省级防艾办公室设在省卫生厅，具体工作由疾控处负责，工作人员均为兼职，既承担着信息收集、工作协调重任，又要组织实施国内外防艾项目，工作量大面宽、难以为继。地、县艾滋病防治机构更为薄弱，日常防艾工作主要由疾控中心承担。很多工作因人员不足无法开展，有些地区甚至截留防治经费，转为他用。
与国际社会的无偿援助和国家的投入力度相比，该省各级政府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投入还不够多。省级防艾预算经费210万元，平均到58个重点防治县区不足4万元。绝大多数市县都没有把防治艾滋病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严重制约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持续开展。
美沙酮药物试点推广居全国末位。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宣传动员和协调不够，缺乏对相关政策的学习研究，怕影响禁毒成果，对药物维持治疗心存疑虑。
甘肃省艾滋病传播途径主要是静脉注射毒品感染和性接触感染。据兰州市2006年8月一项调查，仅5区就有各类娱乐场所834家，男性同性恋活动场所11处。从全省来看，各地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娱乐场所，聚集着不少性工作者，吸毒人员数量较大，卖淫嫖娼和吸毒行为难以禁绝，加大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难度。
履行责任，遏制艾滋，这是庄严的承诺，也是坚定的行动。目前，一个“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机制日臻完善，成为我省遏制艾滋病的有力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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